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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议会到日俄战争──日本近现代史《日清、日俄战争》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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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日本近现代史卷三:日清、日俄战争》(中和出版社,2016),标题为编辑拟定。

 

京都式偶人与东京式偶人

三月份将要来临时,各家偶人店里的女儿节偶人的柜台就相当的热闹。穿着天皇皇后衣饰的男女对偶的站立方式有两种:正面的男性偶人站在右面的「京都式」和站在左面的「东京式」。在岐阜县高山市举行的「飞驒偶人节」时,市内各家所装饰的对偶,两种排列方式都可见到。从「天子南面东立」的中国王朝的传统来说,「京都式」是对的。那幺,「东京式」是为甚幺、又是在甚幺时候产生的呢?

这与十九世纪中叶时江户时代的社会风俗和习惯转换成欧洲的样式这一大趋势很有关係。

当时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欧化」意识,觉得从欧洲可以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原先的先进国家中国和朝鲜多得多,这样的一种社会潮流,从江户幕府的末年开始渐渐兴盛起来,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国家性的判断了。天皇家族,在以欧美为範式实现立宪制的同时又拥有王权,当他们以这种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时候,其站立方式也变成欧洲式了。(若桑绿《皇后的肖像》)

战前各家各户家里的墙上所挂的天皇皇后的相片,是横向的左右排列,而在小学举行仪式的时候,根据上面的指示(1901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山梨县的训令等),两个人的「御真影」要朝向南面,那幺从正面看过去,左面是天皇的肖像,右面是皇后的肖像。这就是「东京式」在全国传开的背后的原因。

1900年5月10日,皇太子嘉仁亲王(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与九条节子的婚礼,是在神社举行的「神前婚礼」,这在天皇家族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一般日本人的婚礼,是在自己家里举行的三叩九拜的仪式(也就是所谓的「人前婚礼」),从那以后,人们就以皇室的婚礼和基督教的教堂婚礼为楷模,废弃了从前的传统方式,日比谷大神宫就轻而易举地製造出了神前婚礼,并在各地传开。明治维新这一政治性的事件通过文化形式的展开,使得「欧化」的大潮自上而下地席捲了整个「日本」。

那幺日本人是如何学会了「欧美」模式的呢?

来自欧美

有关1871年(明治四年)至1873年岩仓海外使节团[1]在欧美的见闻,久米邦武的《美欧回览实记》中已有很详尽的记述,他们确实广泛考察了欧美诸国的自然环境和国家形态,然而他们的兴趣,还是在于「富国强兵」政策。昔日江户幕府旧臣的成岛柳北[2],这一时期是在法国,他看到了一个「有着剧场和美术馆的巴黎」,而使节团一行,则必须要看「有着要塞和工厂的巴黎」。(前田爱《成岛柳北》)他们对欧美训练有素的军队大感震惊,他们认真参观了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维斯卡公司,在普鲁斯仔细考察了克虏伯公司。

日本为了要拥有并有效使用一支强大的军队,它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怎样相应的变化,这一点是理解日本近代史所不可欠缺的。自1894年开始的十年中,近代日本经历了三次战争,我们当然必须看到因战争这一外在的压力和军队这一内在的压力而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这一历程。

这一拚命学习西方的结果,就是使维新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家财政几乎一直处于盈余的状态。可以说,岩仓使节团所学到的东西结出了果实。他们必须在与民权派处于紧张关係的同时,努力推进内政的改革,这一关係,到了「初期议会」的时候,就更加激化了。正是帝国议会的激烈讨论和争执,才带来了「初期议会」时期的健全的财政。不应该以狭隘的视野将这一时期的政治争执简单地看作权力斗争,而应该在围绕如何理解近代国家这一基本构想而出现的歧义这一语境中来重新认识。在上一卷里叙述的对立和竞争,在本卷中仍将持续。

来自亚洲

亚洲各国所认同的是「初期议会」时期的日本,也就是说在推进欧美式的近代化的同时,经过了与民党[3]的争执和纷争,建成了立宪制的「小政府」和议会。正在拚命摸索独立的国民国家进程的朝鲜(韩国)、努力设法使衰退的能量重新复活并使王朝继续得以延承的清国等,之所以积极地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是因为可以从中就近学习欧美文化,将其作为一个邻近的家庭教师。清国的一位权威的政治家张之洞表示「中〔清国〕东〔日本〕之势力、风俗相近,易仿行〔模仿〕」,因而倡导留学日本。(《劝学篇》)清朝末期留学日本的人数,据说在1905五年、1906年达到了八千人。求知的慾望将许多青年人引导到了未知的小国日本。

原本在日本和中国并无支持众多的留学生出国求学的国家性制度,因为欧美列强试图在经济上向亚洲地区强势进入并扩展他们的权益,因而使得亚洲国家产生了「亚洲危机」的意识,亚洲各国和地区也以纺织业和原有的产业为核心,努力推进近代国民经济的形成。在这过程中,建起了印侨和华侨等广泛的人际网络。(笼谷直人《亚洲国际通商秩序与日本》)正是这样的人际网络,成了接受留学生的另一个基盘,也是靠了这样的人际网络,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流亡者来到了日本。

甲申事变[4]失败之后,金玉均等朝鲜政府的高官也流亡到了日本。印度的鲍斯[5]流亡到了日本,在东京受到了「中村屋」老闆相马爱藏和黑光夫妇的厚遇,这已为人们所熟知。对于他们的流亡日本,面对欧美列强和清国的压力,日本政府当时无法进行正面的有力应付,无法成为他们的倚仗者,但是流亡者们依靠了在亚洲贸易中形成的人际网络,冒着危险来到了日本。与当权者可以恣意妄为的亚洲其他地区不同,在法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近代日本,其依法行政的国家构造也许成了他们另一个可以依靠的条件吧。与江户时期的法律制度已经做了切割,以欧美诸国的法律为範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也是这一时期需要讨论的课题。

文明文化的双向性

近代日本在学习欧美文化方面,是曾经的优等生,这一点导致了1946年日本的彻底失败,这些内容将在下面几卷中会有叙述吧。问题是,曾经的优等生这一点,是单方面所强调的。日本消化了欧美的文化,创造了许多翻译词语,然后将其传到了清国和韩国等的汉字文化圈,人们只是单方面地强调这一些,而这些却是被叙述得过分了。

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中国文明,首先消化了欧洲的文明,然后将其输送至亚洲,这些事实为何被如此简单地遗忘了呢?日本首先是通过中国将欧洲语言的知识译成了汉文的文献才达到了对世界的把握。地球、地中海、红海、热带等的地理词语,病院、大学、文科、理科等的社会性词语在日本的使用,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如略所撰写的五卷本世界地理着作《职方外纪》在1623年出版了汉译本之后,传到了日本的结果。数学上也一样,在中国被翻译的词语就这样拿到了日本使用,现在甚至有些词语它原本的意思也搞不清楚了。比如几何、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等等。

在中国创制的「万国公法」一词,后来被箕作麟祥[6]创制的「国际法」一词取代了,但是表示温度的「摄氏」、「华氏」现在仍在使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西方书刊需要被翻译过来的时候,这一倾向就越加明显了。1810年代,人们编纂了《英华辞典》,被译成汉文的样书,几乎都以相当的数量被运送到了江户末年的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卷本的W.罗布存德[7]的《英华辞典》(1866年至1869年)和J. 杜立德[8]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年)。罗布存德的辞典,后来也可能反过来从日本传到中国去,但其前提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在清国已经有了洋书的翻译活动。

确实,自杉田玄白[9]的译本《解体新书》问世以来,翻译的领域从医学扩展到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日本创制的新词语。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也必须指出,他们的开创性业绩,也是依靠了汉字的表意性特点,将汉字词语所拥有的造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像「重力」一词,就是糅合了zwaarte(重)和kragt(力)的意思,「焦点」一词,也是糅合了brand(燃烧)和punt(点)的含义,这也是熟知汉字词语威力的江户时代的知识人才可能创造出来的新词语。(吉田忠《从〈解体新书〉到〈西洋事情〉》、汤浅茂雄《明治时期的专门用语与汉字》)

后来成了日本近代化领袖的福泽谕吉,他的启蒙对象是普通的国民,因此他在翻译的时候,也用心良苦地尽可能避免难懂的生僻造词,而是用能够达意的词语,所以他藉助清朝的《康熙字典》来搜寻词语,创造出大家所熟悉的词语。比如根据「汽」一词创造出了「蒸汽」、「汽船」、「汽车」等新词。所谓「欧化」的学习消化,是亚洲人的共同努力才最终完成的。(同上出处)

这种知性的力量,在近代日本是以怎样的形态被继承和增大了呢?

近代日本和亚洲

根据对现代日中两国使用的汉字词语的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学界认为,字体相同的词语,百分之六十八是来自于中国的古典,百分之二十七是源于日本人的创造。(高野繁男、王宝平《日中现代汉语的层别》)总的来说,这显示了中国汉字词语的强大的表现力,不过在军事用语和经济用语方面,近代日本所创造的词语比较多。在东亚各国共同创造词语的过程中,从日本传入的词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从词语的层面显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在亚洲不断壮大的事实。迅速崛起的亚洲小国,是如何来建构它的对外关係的呢?这也是本卷要讨论的课题。

本卷在「日本近现代史」系列中要负责的是从第一届帝国议会举行的1890年至日俄战争结束的十五年历史,考虑到日俄战争导致的国际政治的结果是对韩国的合併,因此实际上的叙述会稍稍延长到1910年。本书将从亚洲和世界的视野来考察这两场战争给亚洲与日本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怎样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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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871年至1873年,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的使节团赴欧美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事宜,这一目的虽未达成,却因此广泛考察了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队诸种实况,决定以欧美诸国为楷模推进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脚注均为译者注。

[2] 成岛柳北(1837—1884),日本近代的新闻记者、随笔家,江户末年曾担任幕府的会计副总裁等职,1872年漫游欧美,以《柳桥新志》而扬名文坛,后担任《朝野新闻》社长,被视为民权派媒体人的领袖。

[3] 指早期日本的议会中与政府对立的自由党、改进党等政党,大致类似今天的在野党,受政府支持的政党则被称为「吏党」。

[4] 指1884年农曆甲申年发生在朝鲜的、由日本支持的开化党人金玉均等发动的试图推翻旧有朝廷的政变,后在中国的武力干预下遭到失败,金玉均等逃至日本。

[5] 鲍斯(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1914年流亡到日本,成为餐馆「中村屋」老闆的女婿,后加入日本国籍,与孙中山有交往。与另一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鲍斯(Chandra Bose)并非同一人。

[6] 箕作麟祥(1846—1897),日本法学家,曾留学法国,主持过西洋法律文书的日文翻译。

[7] 根据日语发音查寻到的西文原文是Wilhelm Lobscheid(1822—不详),1848年在香港从事布教活动,1854年作为美国东印度洋舰队的翻译在日本逗留约半年。他所编撰的《英华辞典》后来流入日本,在日本影响颇大,1883年在日本出版的《英华辞典》增订本上,原着者的姓名用汉字标为「罗布存德」,有的标为「罗存德」。

[8] 原文应为J. Doolittle。

[9] 杉田玄白(1733—1817),江户后期的医生,与人合作将德国人所着的Anatomische Tabellen (解剖图谱)译成《解体新书》出版,影响甚大。另着有《兰学事始》。